二○二五年五月，台灣經歷了新台幣兌美元五日內急升八‧二％的劇烈波動。這不僅創下歷史紀錄，更提醒我們，匯率不是線性的趨勢，而是一種結構性循環現象。在這樣的循環中，政府的角色不只是應急調節者，更是制度穩定的提供者與產業永續發展的守門人。
文‧詹芳書
保險業，特別是壽險業，對匯率的敏感度極高。資產端高度依賴美元計價商品，負債端則為新台幣計價保單，兩者交錯之間的波動風險，正是匯率循環對產業影響的核心。本文從歷史匯率循環談起，分析保險業面對升貶衝擊的風險機制，再說明政府如何以制度作為，讓市場重拾信心，也讓壽險業者有機會「撐過低谷、布局高點」。
匯率波動是一種歷史循環：從升值到貶值的周期律
台灣近四十年來的匯率歷史，其實清楚描繪出一個循環結構：升值→泡沫→修正→回穩→貶值。
這個結構不僅可觀察於一九八六年廣場協議後的升值期，也出現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、二○○八年金融海嘯、二○二○年疫情熱錢潮、以及二○二五年最新的升值衝擊。升值階段如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九、二○一○至二○一一、二○二○至二○二一，台幣強勢吸引資金，但同時擠壓出口、扭曲資產價格。貶值階段如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、二○○○至二○○二及二○二二，反映資金外流與國際避險潮，對金融機構形成帳面與實質衝擊，回穩與政策修復期則形成市場預期穩定的窗口。這樣的匯率循環對壽險業而言，是一連串資本與風險再平衡的過程，但其真正的關鍵不在於匯率的方向，而在於制度能否提供「有韌性的穩定」。
壽險業的脆弱環節：避險成為升值推手的負向循環
壽險業最受匯率影響除了帳面損益外，還包含「避險機制反轉成為匯率推力」的結構性問題。
當市場普遍預期新台幣升值，保險公司為了保護資產價值，紛紛加大避險部位，例如購買遠期契約或結清美元資產。然而這種集中結匯或對沖行為反過來加劇台幣需求，產生所謂的「避險反噬」現象，導致：匯率加速升值、避險成本飆升、資本準備金惡化，甚至形成「自我強化循環」。
這不是單一事件，而是匯率循環中的結構性矛盾。若無法透過制度分流與引導，避險就可能從防火牆變成引爆點。
政府穩定機制的四大作用力：讓市場「預期可控」
在這種循環中，政府與央行的介入，關鍵並非扭轉趨勢，而是提供「有預期的穩定性」。近期政府即展現出四項關鍵作為：
一、央行的市場干預與節奏管理：透過「分散拋匯」與語言指導，讓市場明白升值不會失控，但也不會無限制被放任。
二、金管會的資本計提制度調整：允許以「半年平均匯率」計算外匯風險資本比率，避免單一月份劇烈升貶扭曲資本結構，展現制度韌性。
三、責任準備金制度的彈性化：調升特定商品有效契約責任準備金利率一碼及採用最近期的生命表，計算準備金以降低接軌前後保險負債的落差，透過負債的調節因短期匯率波動所致的財報損益。
四、提供「過渡性補考」制度窗口：調整接軌新一代清償能力制度前RBC比率合規方可申請過渡措施之要求，降低制度轉軌風險，建立預期穩定的改制節奏。
這些制度上的調整，正是讓保險市場建立「長期穩定預期」的重要步驟。
制度穩定性為壽險業提供發展的底氣
政府角色從短期調節者走向中長期制度設計者，才能真正為壽險業創造穩定發展條件。制度穩定 → 資本穩定 → 保單設計穩定 → 消費者信任穩定。政府制度即是「抗震係數」，不是改變市場週期，而是讓週期中仍能控制風險、累積資本、創新商品。因此，在劇烈的匯率升貶循環中，我們真正追求的從來不是「升」或「貶」，而是「不管升貶，都能有制度去應對」，也就是「金融韌性」。
此次新台幣升值事件，不只是一次技術面突破或資金流入，而是匯率循環中一次系統性壓力測試。從保險業角度看，這提醒我們：政府作為必須從危機應變走向制度設計；產業策略不能只靠避險工具，更應改善結構；消費者信任來自制度的「可預測性」，不是市場的「不可測性」。
最終，讓市場安心的，不是政府能否逆轉升貶，而是：當循環再次發生時，我們是否有準備、有工具、有制度，能在風暴中繼續前進，而這也是保險產業的長期力量來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