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．李振麟
近年來，台灣製造業為因應中美貿易戰、勞工工資上漲，以及兩岸局勢不穩定等因素，紛紛啟動「中國＋1」的去中化全球布局戰略，將生產線轉移回台灣本地或東南亞國家，其中又以越南最受青睞，被視為接替中國大陸製造業的「新世界工廠窗口」，主要因素在於分散中美貿易衝突下所帶來的風險，以利維持對美出口競爭力。如今，這樣的布局，卻也遭遇兩大關鍵性挑戰：第一、來自於美國的高關稅政策。第二、中國大陸工廠對於市場的廉價傾銷。
首先，美國對於越南製品的懲罰性關稅日益嚴峻，因為部分中國大陸企業移轉生產基地在越南，並藉由越南當地進行加工或轉口包裝出口，以規避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關稅政策，引發美方政府關切，並歸納「越南」成為對美洗產地的主要國家，因此美方對於越南出口的家具、鋼鐵以及電子元件等多項產品，皆進行加徵反傾銷稅與反補貼稅，這項政策的外溢效應，直接衝擊到台資企業在越南的生產營運及市場競爭力。
另一方面，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商品的低價傾銷，中國大陸在面對「內需市場疲軟」以及「產能過剩」等雙重經濟衰退衝擊，因此政府部門採以人民幣貶值的政策導向來刺激出口貿易，使得大量的工業產品，都運用低廉價格來進行傾銷至國際市場，也因此壓縮台資企業的國際利潤空間。
這種低廉價格競爭方式，造成台灣出口貿易遭遇前所未有的經營壓力，不僅接單條件受到影響，也加劇市場整併風險，即使是以提高生產效率來應對，也難與來自中國大陸的低價品牌相抗衡，使得企業在東南地區的事業體環境越來越嚴峻困難。雖然今日在東南亞設廠佈局，是順應全球供應鏈重組趨勢，但是在遭受到美國帶有懲罰性的高關稅衝擊，以及中國大陸的低價商品傾銷雙夾殺下，台灣製造業的外移生產效應，也因此大打折扣。
成本與風險條件平衡 成為企業經營要素
自從「美國關稅」帶動的保守主義勢力抬頭，各國間的衝突加劇，跨國企業面臨更大的經營風險，為確保一個安全穩定的事業體運作，關鍵性技術與核心產品遷回國內成為思考方向，也就是以往的供應鏈將不再依賴單一市場，然而遷廠也要在「生產成本」和「消費市場」間找到一個平衡點，供應鏈移轉並不是短短幾年內就可辦到，整體過程充滿著挑戰且耗時。
面對美國對台灣商品徵收高關稅，出口產業造成明顯衝擊。若企業後續再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，恐怕也將失去整體市場的競爭力，到底要如何在高關稅環境下，確保一個有效的市場經營成本，成為今日每家企業集團永續生存的關鍵條件。
美國高關稅衝擊下 製造業降低經營成本的策略運用
一、企業透過生產移轉至關稅優惠區，以達到降低成本目的，如至墨西哥與越南設廠，再藉由美墨加協定（USMCA）或東協自由貿易協定（AFTA）來降低對美出口關稅。長期以來，美國就是台灣製造業的主要出口消費大國，然而過度的市場集中，也同樣增加貿易風險下的巨大損失，企業可適度調整並分化市場布局，如積極開發歐洲、亞洲、東南亞、中東與非洲等新興消費市場，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風險，並藉由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或經濟夥伴協定，來爭取最有利的關稅貿易合作關係。
二、將生產線自動化，推動AI智慧生產管理系統，大量運用「機械手臂」、「視覺檢測」以及「自動化倉儲」策略，來降低人力成本以及產品不良率損失，雖然初期投資較高，但是中長期運作下，將可有效抵消高關稅所帶來的利潤損失。高關稅影響下，將拉抬高端產品價格，對於低價值商品造成重大影響，此時唯有透過產、官、學三方合作，輔導與加速台灣產業進入高階研發層級與市場品牌建立，藉由AI智能技術來提升「產品間的差異性」與「品牌溢價」，增加商品優勢的附加價值，以減少市場價格競爭壓力。當產品具有多功能智慧運用的不可替代獨特性，即使關稅提升下，市場消費需求仍能有力維持。尤其是在 ESG（環境、社會、公司治理）與碳排放規範下，可藉由「碳足跡管理」、「循環經濟」以及「減碳技術」等，提升企業的永續品牌形象，抵消高關稅所帶來的影響傷害。
三、能源費用包含「電力」、「石油」與「天然氣」等能源費用，本就是製造業重要支出項目之一，可藉由「高效節能馬達」、「變頻控制系統」、「餘電儲能設備」，以及「智慧電力監控」，以減少不必要的耗能與降低電費支出，為企業帶來有利的競爭條件。
四、高關稅時代來臨，更需要精準掌握原物料成本，企業可透過「長期採購合約」方式來鎖定價格，或利用國際原物料處於低檔行情時，來進行分批購入，以避免高成本的波動風險。
五、在不影響商品品質前提下，採取更具經濟效益的「替代材料」或「模組化」設計，不僅可以減少材料浪費，也能達到降低生產成本目的，如電子產品改採以「標準化」零件，便於維修與升級，以提升產品的生命週期性。面對外部壓力，產業界更要跳脫傳統思維，推動跨業界合作模式，並且要與研發機構、大專院校等單位建立起策略聯盟，共同開發新材料、新製程以及新的營運模式，結合「AI智能」、「大數據運算」與「物聯網技術」，打造智慧多功能商品，延伸至生活服務領域，開創出最具競爭力與韌性的經營模式。
六、運輸費用在出口成本上佔有相當比率，可適時透過集中出貨方式，選擇成本效益較佳的航運或空運方案，或者與物流商簽訂長期合約以爭取優惠運費，降低與減少運輸次數，以及人力與時間成本支出。
七、企業組織精簡化，刪減低效率部門以及重複性作業，非核心業務可採外包派遣給成本較低的專業廠商，而集中專注於獲利較佳的高附加價值業務。
八、建立起數位化經營系統，無論是原料、人力、能源與物流等都能確實掌控，規劃最有利管理系統與高度透明化制度，迅速找出成本支出的異常原因，並給予適時調整。
雖然美國的高關稅政策，帶來經商環境上的不可抗力變數，但是企業本身的經營方式，卻是一個可以調整與規劃的潛在要件，透過優化程序，將可望塑造出一套抵禦關稅衝擊的作業模式，也更能在這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，保持一定的韌性優勢。在政府層面上，應透過雙邊經貿談判與積極參與多方經貿組織，強化台灣製造業的對外競爭互補性，政府單位以提供轉型扶助獎勵、海外投資貸款等優惠措施，協助企業與各國產業鏈建立起合作框架。
美國高關稅政策，雖然帶給國內製造業經營壓力，但也造就台灣產業加速轉型升級機會，擺脫長年以來的低價代工型態。今日企業集團若能建立起海內外消費市場網絡，將產品賦予生命智能化，提升其多元的附加應用價值，並在國際品牌上建立起淨零減碳的永續經營策略，在來自於政府的外交與獎勵輔導支持下，不僅可化危機為轉機，更能在全球產業版圖中，重新搶回市場先機。
專欄作家 李振麟
學歷：美國德州 Dallas Baptist University 財務金融碩士、國際貿易碩士
經歷：合順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、德國KME台灣代表、中華亞太關懷交流協會理事長、新北市外勤記者協會顧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