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江岷欽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
從「人前顯貴」到「人前險跪」
過去，社會形容一般的公務人員是「人前顯貴，人後受罪」。薪資未必優渥，案牘同樣勞形，但制服仍象徵國家，印信尚代表公權力；升遷雖慢，也大致讓人相信努力、操守與專業之間，存在一條雖不平坦、但至少可以辨認的道路。
深夜伏案時，陸游那句「位卑未敢忘憂國」的期待，仍足以讓基層文官相信：官階可以有限，公共責任不能因此卑微。然而，詩句的真正動人之處，從來不是要求位卑者無限犧牲，而是承認他仍擁有不可被輕賤的尊嚴。若國家只記得「未敢忘憂國」，卻忘了那個承受制度重量的「位卑」之人，詩便會淪為一種要求基層繼續忍耐的道德勒索。
如今，許多公務人員只剩一句笑不出來的黑色幽默：「人前險跪，人後受罪。」所謂「險跪」，不是真的身體屈膝，而是面對政治權力的察言觀色，面對複雜派系的辨識風向，面對民代介入，在法令、關說與究責之間尋找一條不致翻覆的窄路。長官一句含糊指示，可能成為基層多年後必須獨自解釋的責任；民代一通電話，可能使依法行政突然變成不識時務。位愈卑，責任愈不能忘；權愈少，究責卻愈不能逃。
數字不是逃亡，而是一場信任撤資
面對公務人員的尊嚴式微，與其感嘆，不如看輕趨勢。2024年全國公務人員辭職3,094人，較2020年增加57.14%；退休9,758人，增幅55.88%。其中，以「另有他就」辭職者1,331人，占當年辭職人數43.02%。退休受人口結構與資格成熟影響，不能全部解讀為逃離公職；但青年報考下降、中生代轉職、提前退休與拒絕升遷同時發生，已足以說明這不是單一世代的情緒，而是整條公務供應鏈正在人才失血 (brain drain)。
2026年高普考報考53,869人，最後一節到考37,895人，需用名額增至7,232名，初估錄取率19.08%。窄門看似變寬，不一定代表國家更會選才，也可能只是門外願意等待的人愈來愈少。政府另決定2027年軍公教通案調薪4%，專業及主管加給自2026年7月起各定額增加2,000元；這當然比凍薪好，卻難單獨修復職涯吸引力，因為民間競爭的不只是薪資，還有成長、彈性、轉職價值與較低的政治風險。
資深者離開，帶走制度記憶；中生代轉職，帶走成熟專業；年輕人不再進場，則意味國家開始失去被選擇的能力。歷史上的衰弱，往往不先發生在疆界，而先發生在官署：公文依舊流轉，印信照常蓋下，制度卻逐漸失去願意相信它的人。
升官像受罰，勤勞變成原罪
健康的政府組織，應讓能力更強者得到更多授權、資源與回報；但在某些機關裡，升官的實際含義卻是更多會議、更長工時、更高究責風險，以及更接近政治風暴中心。增加的待遇，未必足以補償失去的家庭時間、睡眠、健康與尊嚴。主管職不再是榮耀，反而像制度對優秀者追加的刑期。
願意做事的人，也很快學會另一條冷諷定律：「能者，不僅多勞，更是過勞」。因為能力愈強，工作愈多；態度愈積極，臨時任務愈容易落到自己身上。政策成功，功勞多半屬於首長；政策失敗，最先調閱的卻是承辦人的簽呈。於是，做事像犯傻，少做少錯成為最理性的生存策略。
美國心理學家約翰·亞當斯（John Adams）提出的公平理論（Equity Theory）說明，壓垮人的不只是低薪，而是投入與所得失衡；心理學家佛洛姆 (Victor Vroom) 期待理論（Expectancy Theory）則指出，動機取決於努力能否產生績效、績效能否換得回報、回報是否值得追求。人力不足使第一條鏈鬆脫，派系與非正式介入使第二條鏈失真，高壓低報酬的主管職又使第三條鏈失去價值。激勵不是加法，而更像乘法；任何一項接近零，整體動機便近乎歸零。
早在兩千多年前，孟子便以極其精煉的語言，道盡了現代公平理論與期望理論的核心：「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；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；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」人如何回應組織，取決於組織如何對待他。當制度給予尊重、公平與信任，公務人員便願意以忠誠、責任與投入回報；當權力只把人視為工具、耗材甚至可以隨意踐踏的塵土，組織便不能再奢望他們以使命感填補制度的虧欠。孟子所揭示的，不只是君臣倫理，更是一條跨越古今的治理法則：待遇決定認同，公平塑造忠誠，制度如何看待人，人最終也會如何看待制度。
不處理霸凌，就是制度性逼退公務人員
公務體系最精緻的黑色幽默，是一邊稱公務人員為國家棟梁，一邊把棟梁當免洗筷使用。公開保障事件中的職場霸凌類型，由2020年的12件增加至2025年的132件；立法院審查時並指出，約八成案件未推翻原機關處理結果。這些數字不等於全國霸凌發生率，也可能反映申訴意識及救濟使用增加；但至少說明，受害者對「讓可能出問題的機關調查自己」缺乏信任。
尤其，顏慧欣案使裂縫成為公共事件。2026年6月，行政院外部調查認定，楊珍妮利用職務權勢，持續以冒犯性負面方式否定顏慧欣與同仁意見、打斷發言，造成不友善工作環境；12項調查中有2項構成職場霸凌。7月1日，楊珍妮遭免職。此案不能被簡化為死亡與霸凌已有醫學因果認定，但仍提出沉重問題：若身居政策核心、熟悉國際談判的高階專業人員都可能未被制度及時接住，基層公務人員憑什麼相信申訴表不是一份自我舉發書？
霸凌也未必總以拍桌怒罵出現。冷凍、孤立、資訊封鎖、惡意考績、公開羞辱、無止境加派工作，或將人排除於決策之外、出事時再要求負責，同樣是權力的陰影。英國2024年文官調查仍有8%受訪者表示曾遭霸凌或騷擾。真正昂貴的，不只是受害者離開，而是旁觀者留下並學會沉默。當說真話比做錯事危險，沉默便成為最安全的專業技術。
制度並非毫無回應。修正後的《公務人員保障法》已將職場霸凌明確入法，對機關首長或一級主管設置最高一百萬元罰鍰，調查小組並要求一定比例之外部專家參與；自2026年1月9日起，非權勢霸凌與權勢霸凌的申訴期限，也分別延長為三年與五年。只是，法律寫下「零容忍」容易，讓申訴人相信不會被報復、讓調查真正獨立，才是制度最艱難的成人禮。
疏離不是情緒，而是人的逐步消失
如果公平理論解釋制度為何失去正當性，期待理論說明努力為何不再值得，那麼疏離理論揭示的，則是公務人員在辭職以前如何先失去自己。
無力感，是每天承擔結果，卻無權決定方向；無規範感，是知道法規之外，還有一套藏在電話、暗示與政治風向裡的規則；無意義感，是公文、報表與會議不斷增加，卻愈來愈說不清究竟解決了什麼公共問題；孤立無援感，是每一方都能要求你，出事時卻沒有任何一方真正保護你。
最深層的是自我孤絕 (self-estrangement)。人仍準時上班、簽辦、開會，甚至依然得到甲等考績，卻不再相信制度值得改善，也不再認得當初那個想透過公共服務改變社會的自己。人沒有失去工作，卻先失去了自己。制度最殘酷的地方，不只是逼走一個人，而是讓他每天留下，卻一天比一天更不像原來的自己。
OECD跨國調查顯示，公共部門人員並非普遍冷漠：76%滿意工作，70%願意額外付出，68%認同機關使命；專業發展機會與對高階領導的正面觀感，是提高投入的重要因素。這證明公務人員並不缺使命，真正稀缺的是一套值得使命長久寄託的制度。
全球競爭的不是薪資，而是制度信任
公務人員逐漸集體消失，這不是臺灣獨有的困境。美國聯邦文官人數從2024年9月至2026年1月縮減約12%，減少386,826人；2025年另有154,000人依延後辭職方案離開。支持者稱這是效率改革，批評者則警告，裁撤會抽空制度記憶、專業能力與危機經驗。裁員可以在一夜完成，專業卻要十年養成；政治總以為砍掉一個職位只是少發一份薪水，直到颶風、疫情或金融危機來臨，才發現一併刪除的還有判斷力。
OECD 2026年信任調查顯示，對國家文官體系具有高度或中度信任者平均僅45%。這並非拒絕民主，而是人民對公平、可靠與回應能力仍有更高期待。民主信任很少誕生於宏大演說，更多時候是在報稅、申請長照、報案與急難救助的那幾分鐘裡形成。國家是否值得信任，往往取決於一名被制度善待的公務人員，是否仍有餘力善待人民。
知識工作者的主要生產工具存在腦中；當制度不值得信任，他們會把專業、經驗與創造力一起帶走。威權體制可以命令人留下，民主國家只能說服人留下。因此，全球公共人才競爭，表面上比薪資，深層其實比公平、尊嚴與制度信任。
政治體制如何對待服務它的人
所有管理理論最後都回到一個問題：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，哪一樣重要？
房貸、子女、父母、通勤與物價，不會因為一個人懷抱公共理想而暫停；使命感無法支付帳單，榮譽也不能代替睡眠。但若為了維持生活，必須持續犧牲專業判斷、家庭時間、心理健康與人格尊嚴，保住的究竟是生活，還是繼續被消耗的資格？
真正的循證改革，不能只在離職數字上升後宣布加薪。政府應公布分職系、年齡、年資與層級的人力流動資料，追蹤三年留任率、拒絕升遷、調職、長期病假、霸凌申訴、加班工時、工作控制感、程序公平、心理安全與工作意義。調查必須提高外部性，申訴人必須即時保護，主管必須實質問責；待遇要依專業稀缺性與風險差異化，升遷與考績必須透明可申訴，低價值報表、重複稽核、形式會議與無限索資則應全面清點。
人工智慧應先消滅重複勞務，而不是增加另一套填報平台。組織應獎勵提出壞消息的人，而不是懲罰破壞表面和諧的人。真正健康的政府，不是從不犯錯，而是有人敢在錯誤仍能修正時說出真話。
歷史一再證明，帝國未必先敗於城牆之外，也可能先敗於官署之內：當忠言被視為冒犯，沉默被獎勵為成熟，制度便會在最井然有序的時刻失去自我修正能力。真正的民主，不是要求守夜人永遠清醒，而是確保他在發出警報時，不會先被黑夜吞沒。
一個民主真正的高度，不在高樓、GDP或伺服器數量，而在於當一個人願意替公共利益工作時，國家是否也願意守護他的尊嚴。若升官像受罰，做事像犯傻，說真話像冒險，依法行政像賭博，那麼離開政府的便不只是公務人員，還有相信公共服務值得奉獻的一代人。 一個國家真正開始衰弱，不是因為有人遞出離職信；而是因為留下來的人，已經不再相信這個制度值得他們全力以赴。那不是普通的人力危機，而是民主失去自我信任以前，最早發出的示警訊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