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．李振麟
歷經疫情與貿易戰衝突，多年來在國際產業分工合作形態下，所建立的全球化供應鏈體制，隨著中美貿易衝突、地緣政治紛擾，最終在保護主義崛起的關稅制度下，走向瓦解一途。
疫情傳染病蔓延，帶給全球公共衛生環境危機，因此各國經濟體不得不採以「區域隔離」或「邊境封鎖」方式來應對。如此一來，也埋下長年依賴全球分工合作的產業鏈，出現許多難以彌補的斷層現象，直到美國川普總統的關稅制度，最終破壞並瓦解多年以來所辛苦建立的全球分工合作產業鏈體系。
新興經濟體也同步遭受到資本市場衰退，帶來許多無法預期的經貿挑戰，如韓國、泰國與馬來西亞等國家產業，因為疫情封港與經濟危機影響下，產業投資遞減與關廠外移現象比比皆是，貧富差距在這兩年也不斷地失序擴大，最終中產階級逐漸萎縮，經濟也陷於低迷不振。中美貿易戰下，反全球化熱潮波濤洶湧，保護主義聲勢高漲，關廠潮隨之而起，對於全球產業鏈的衝擊影響，更是令人難以評估，長期以來所依賴的分工合作，也逐漸出現逆襲瓦解之路，無論是生產效率與經濟效益都面臨極大傷害，為全球化體系帶來嚴峻影響。
「創新技術」與「營運資本」 重塑主導地位
在中美經貿衝突惡化下，「逆全球化」運作，逐漸成為一個新的潮流趨勢。今日高科技或傳統產業，在遭受無情破壞後，業者們不僅失去長期以來的分工合作夥伴，無論是上游的材料資源與下游的消費者族群，都出現難以挽回的結構性破壞，即使不斷地尋找其他供應商，原來的生產成本也都很難再維持現狀。
當商品的成本結構改變後，市場銷售價格也面臨新挑戰，因此需要更長時間來進行調整修正，此時企業自身的營運資金多寡，成為壓倒經營的最後一塊石頭。近幾年來，各國製造業開始思索將部分海外生產線轉回本土，逐漸帶動「再工業化」時代來臨，然而美國川普政權的關稅政策，點燃了這樣思緒。一個擁有廣大內需消費市場與製造業規模的國家，在關稅政策推動下，帶動保守主義崛起，全球各地皆面臨高關稅侵襲而無一倖免，因此去全球化的工業鏈型態逐漸興起。
去全球化的工業型態，不僅誘發創新研發的相關技術受到重視，也為本土製造業帶來新的實體經營與勞工就業機會，在這樣的產業模式下，「創新研發技術」、「降低營運成本」與「經營風險掌控」成為重新塑造事業體營運的基本要素，以本土製造業為起點，進而在全球詭譎多變的經貿環境中，找回最有利的永續發展條件，重新拾回全球產業的主導地位。
要達到「再工業化」條件，除了「營運資本」外，本土「創新技術」的研發能量，將是影響製造業回春的關鍵力量，此時此刻，產、官、學三方面的合作極為重要。如今「AI人工智慧」、「生產自動化」與「大數據運算」，將可望取代傳統經營思維，進而開發與提升自家品牌進入國際市場。在注入創新研發的人工智慧功能下，可將傳統商品轉換成為多功能應用品牌升級，以及自動化生產設備輔助下，減少生產線的勞力與運輸成本支出，在政府部門的獎勵補助扶持下，逐漸勾起製造業回流的意願。
在「逆全球化工業」趨勢發展下，未來的產業鏈將越來越區域性與本土性，透過資本與創新研發技術來提升產品功能，進而將網路系統連結起來，以進行全球性行銷，如中國大陸為避免美國的關稅制裁，將生產線移轉至東南亞國家，再透過資本與網路運作來進行對外商品行銷。
「逆全球化」風潮興起 跨國企業逐漸式微
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政策來保護本國商業利益，跨國企業在此趨勢下的海外經營風險也增加中，近年來，受到中美貿易戰、區域性政策衝突以及全球供應鏈重組影響下，許多台灣製造業者，採以「近岸外包」（Nearshoring）策略，將生產線外移至墨西哥，期盼取得相對低廉的人力勞工與土地成本，同時也藉由美墨加協定（USMCA）條款中的關稅優惠，將產品直接從墨西哥輸往美國市場。然而，在美國川普政權開始對墨西哥產業提高關稅，尤其是「汽車零組件」與「鋼鋁產品」等敏感性產業時，也造成所有已轉移至墨西哥的台灣廠商措手不及，不僅造成營運成本增加，市場競爭力也因此受到影響。
尤其是美國的商品進口關稅上調後，原本所預期的低廉成本以及貿易便捷優勢都瞬間被打破，除了墨西哥當地的法規治安與人力成本問題浮現，原本所預估的利潤也因此遞減，還可能面臨消費者轉單風險，台灣企業在墨西哥產業上的環境應變充滿著荊棘又難掌握。如此情況也反映出唯有「逆全球化」政策，將可避免地緣政治風險、經貿政策變動，如今國際市場環境，充滿著許多挑戰性與不可預知性。
專欄作家 李振麟
學歷：美國德州 Dallas Baptist University 財務金融碩士、國際貿易碩士
經歷：合順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、德國KME台灣代表、中華亞太關懷交流協會理事長、新北市外勤記者協會顧問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