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關稅2.0」，不再只是對單一國家的報復，而是「長期性的結構機制」。製造業也未如美方所願脫鉤回流，只是進行了「多點化的策略布局」，全球供應鏈也因此呈現碎片式發展。
文．李振麟
二十一世紀起，美中貿易戰啟動。「關稅」不再只是貿易政策的延續，而是權力結構的重新分配。這場經貿戰役轉型的背後，不僅是國家安全的無形擴張、供應鏈去風險化的進程，更是製造業重組的博弈戰。
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，本屬於宏觀議題，但是在川普政權以「產業外移」、「就業機會減少」、「技術外流」等理由敘事下，成為國家經濟受到安全威脅的理由，讓簡單的產業競爭問題，成為國家安全受威脅的戰略問題，傳統的經貿政策與國家安全間的界線自此消逝。
川普關稅2.0的政策邏輯
「貿易逆差」，成為今日徵收對等關稅的理由。其最大的特點在於行政裁量權被放大，就如同：出口管制與資本監管的IEEPA對等關稅；國家安全理由對鋼鋁品徵稅的232法條；122條法案徵收十五％關稅，這些法案推動的背後動機，都是為了要解決美國境內的財政赤字問題。
「關稅2.0」，不再只是對單一國家的報復，而是「長期性的結構機制」。其特點包括：一、關稅普遍化（如對所有進口商品課徵基礎關稅）。二、產業指定化（針對電動車、半導體、AI設備）。三、金融與技術聯動（投資限制與出口管制同步）。
進口關稅本被視為經貿談判籌碼，如今在川普濫用下，變成國家經濟主義的工具，不僅視為地緣政治的談判籌碼，關鍵性產業的保護盾牌，甚至於透過成本差異來引導企業轉移投資。當傳統的貿易關稅被賦予國家安全主權使命時，將超越單純的經貿功能，成為政治分配的權力器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