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李振麟
經濟政策與國家安全的分界線消失後，「產業主權經濟」隨之崛起，在半導體產業、關鍵性礦產以及電池供應鏈崛起之際，也就意味著「國家安全」將取代全球性經濟效率、「雙邊區域」取代多邊貿易規則，WTO角色被邊緣化。「關稅」在這場架構中扮演著防衛性角色，而「投資」則成為政策推行的支撐力道。
透過「關稅」來提升進口成本，雖然晶片與科學法CHIPS條款確實吸引了部分半導體與電池產業，以及高附加價值產業回流投資，然而在現實的高成本結構挑戰下，製造業真的回流了嗎？
投資需要考量整體的經營效率，尤其是成本問題：第一、美國的高環保成本條件以及嚴格的法規要求；第二、製造業的衛星加工廠問題；第三、美國勞動力成本遠高於亞洲各國，再加上文化背景差異，從墨西哥與東南亞的供應鏈就可了解。
在USMCA經貿政策框架下，造就了墨西哥當地汽車與電子產業加速布局，形成近岸製造模式。在越南、泰國、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，吸引大量的組裝製造業前來，企業紛紛採取「China+1」策略下，降低地緣政治風險。在分層化與區域化供應鏈架構下，目前全球產業的上游零組件研發與製造部分，仍然是高度依賴中國大陸與台灣。綜觀以上，製造業並未如美方所願脫鉤回流，只是進行了「多點化的策略布局」。
由於川普政權在產業中的指導角色擴大，主要以「安全」與「主權」為優先，如此般的經貿戰略強制執行下，進而弱化WTO功能，然而企業為避免風險而多方布局，全球供應鏈也因此呈現碎片式發展，有了更多的分枝節點下，製造業的營運成本也因此增加，然而高關稅政策，也將迫使銷售成本轉嫁給消費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