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江岷欽 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
教育原本應該是文明的接力，是一代人把光遞給下一代；但如今，教育卻越來越像一場高壓服務業的耐力賽。老師不只要教書，還要安撫情緒、承接焦慮、消化投訴、填滿表單，最後再微笑著回到講台。於是，那些最願意燃燒自己的人，往往也最先被耗盡。 當講台逐漸成為情緒勞動的前線，當教師被期待像聖人般燃燒自己，制度卻只把他們當成可替換的耗材，我們失去的，也許不只是一位老師，而是整個社會對「師道」最後殘存的敬意。
一、那一聲巨響，不只是悲劇
有些老師離開校園後，學生會想念；有些老師離開校園時，整個時代都應該感到羞愧。
2026年5月25日，高雄苓雅區一所國小，一名五十多歲自然科的嚴姓教師，在休假期間返校後墜樓身亡。媒體報導指出，事發時正值上課期間，部分學生目擊或受到驚嚇；外界流傳的長期壓力與言語衝突等說法，仍待調查釐清。此刻最重要的，不是獵巫，不是急著把一條生命的終局簡化成單一兇手，而是以不捨而清醒的眼睛追問：什麼樣的教育現場，會讓一位長年站在講台上的老師，最後走到如此孤絕的邊緣？
這不是一篇悼文。悼文太輕，像花圈上的黑緞帶，風一吹就散。這更像一封諫書，寫給一個正在耗損教師的制度；寫給那些事發後只會說「關懷」「輔導」「勿獵巫」的人；也寫給所有仍在講台上，把委屈折進課本、把眼淚吞回喉嚨的老師。
千古艱難惟一死。這句話不能輕率使用；但當一位教師已請身心調適假，仍在休假期間回到熟悉校園，以最沉重的方式離開人世，我們至少應該羞愧。羞愧於我們太快談心理調適，太慢談制度修補；太快要求老師堅強，太慢承認教育現場早已成為情緒勞動、行政壓力、親師衝突與少子化焦慮的交叉火線。
二、少子化時代：老師從園丁變成耗材
近年來，台灣教育正在承受多重耗損。最明顯也最現實的，就是第一重耗損：少子化的焦慮。
2025年台灣出生數已跌至約10.7萬，總生育率0.695。人口斷崖不再只是新聞標題，而是每天發生在校園裡的現實。少子化本該讓教育更精緻，現實卻讓教師更卑微：學生少了，家長期待更高；班級少了，行政表單未必更少；職缺少了，老師更不敢得罪任何人。
於是，教師一邊被暗示「你可以被取代」，一邊又被要求「做不可取代的事」：要照顧每個孩子的學習差異，要承接每個家庭的焦慮，要把每場親師衝突都化成溫柔溝通，要把每張行政表單都填得像一份忠誠宣誓。
這正是現代教育最殘酷的弔詭：學生越少，教師越不自由；制度越談精緻，現場越像壓榨。老師不是香蕉，盛產時不能叫軍人多吃兩根，滯銷時也不能直接丟進市場清算。教師是文明的基礎設施。當一個社會把基礎設施當耗材，失去的不只是老師，而是下一代抵達世界的橋樑。
三、申訴化校園：倒置的民主法庭
台灣教育的第二重耗損，是申訴化的恐懼。
學生權益與家長參與，本是校園民主的重要進步；但若權利沒有責任邊界，救濟機制缺乏篩選，校園就會變成一座倒置的法庭：學生像法官，家長像陪審團，教師永遠站在被告席。
合理管教可能變成投訴風險；維持秩序可能被解讀為態度問題；一次衝突，可能拖出一連串調查與行政程序。久而久之，講台不再只是教學現場，也成了風險現場。
全教總近年調查顯示，教師最期待教育部立即執行的政策第一名，是「捍衛專業，成為教師後盾」；第二名則是「真正落實行政減量」。這不是教師脆弱，而是第一線對制度發出的集體求救。
我們常說「師者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也」。可今天的老師，往往成了「有叫無累」：有事叫老師，有怨怪老師，有風險推老師，有責任壓老師，但老師不能喊累，不能委屈，也不能崩潰。
社會一方面要求教師像聖人，一方面卻把他們當消耗品。要他們有愛心、有耐心、有創新、有數位能力、有輔導技巧、有親師溝通能力，還要承接特殊生、情緒障礙、家庭失能與行政雜務。老師像現代版的薛西弗斯，每天把「管教」與「責任」的巨石推上山，傍晚又被申訴、評鑑與表單推回谷底。
四、制度不必拿刀，只需要沉默
台灣教育的第三重耗損，是行政卸責。
現行教育制度很擅長的，不是支持教師，而是管理風險；不是判斷是非，而是息事寧人。老師被學生挑釁時，行政在遠方；老師被家長責難時，行政在旁邊；老師身心崩潰時，行政才拿著關懷表單姍姍來遲。
這未必是法律意義上的謀殺，卻可能是制度意義上的失職。沒有單一兇器，卻有一整座失修的橋；沒有一紙公文叫人走向絕路，卻有無數張表單、投訴、沉默與閃躲，把人一寸寸推向邊緣。
教育局說「勿獵巫」，這句話當然正確。但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，不是誰成了獵巫對象，而是整個制度早已習慣用最冠冕堂皇的語言，掩飾最闇黑沉重的耗損。
五、全球警報：世界正在失去教師
當然，這不是台灣獨有的教育症候群。
聯合國教育、科學及文化組織 (UNESCO) 指出，全球到2030年前需補足4400萬名中小學教師；世界不是教師太多，而是越來越少人願意進入一個高期待、低支援、易受羞辱的職業。
美國蘭德集團 (RAND) 調查顯示，K-12教師職業倦怠率仍超過五成；英國《教師身心健康指數》(Teacher Wellbeing Index) 指出，超過三分之一教育工作者，已達可能臨床憂鬱的風險。南韓2023年教師抗議潮，更成為東亞教育危機的警鐘，數以萬計教師走上街頭，要求免於家長濫訴與不當騷擾。
當家長投訴、學生權利、管教真空與行政退卻結合，校園不會更民主，只會更恐懼。民主不應變成無限制權利輸出；家長參與不應變成無責任審判；學生取向不應變成教師消失。
因為，最危險的從來不是孩子變壞，而是大人集體失去對教育的敬畏。
六、願師魂喚醒師道與世道
所以，嚴老師的離去，不該只留下哀悼。
也許，教育部與地方教育局最不需要做的，是把問題縮小成心理健康週、個案輔導或一紙「請勿獵巫」的新聞稿。真正該做的，是改革教師遭檢舉與校事調查程序，排除匿名、惡意與低品質檢舉；建立家長濫訴責任，使權利與責任重新對稱；保障合理管教，讓教師知道專業判斷背後有制度後盾；建立法律與心理雙軌支持，尤其在教師遭調查、請假與復職期間提供持續陪伴。
改革若只停在輔導層面，而不敢觸碰制度深層，就是把止痛藥當手術刀。下一次悲劇發生時，我們就不能再假裝驚訝。
嚴老師，辛苦了。
這個社會欠你的，不只是一句哀悼；更欠所有仍在講台上強撐的老師，一套能安心教書、受到公平對待、在受傷時有人接住的制度。 願這次師魂的殞落，多少喚醒師道，也喚醒世道。因為一個讓教師不能安心教書的國家，不只失去老師，也正在失去下一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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